十年前的莫拉克風災可說是繼 921 地震之後臺灣所遭遇最慘痛的天然災害，高強度、長延時及廣域的降雨，其中累積雨量最高的阿里山測站達 3059.5 亳米；8 月 7 日到 10 日期間，24 小時及 48 小時最大累積雨量分別為 1623.5 亳米及 2361 亳米，已逼近世界極值。共造成 698 人死亡及 59 失蹤，並引發洪水、土石流、停電、山坡地崩塌等複合式災害，重創整個南臺灣，留下許多傷痛的記憶。但，如同 921 地震一樣，災難過後，藉著各界團結努力以及深刻反思，我們依然從創痛中找到蛻變與新生的契機。

災防制度上的蛻變

      921 集集大地震發生時並沒有明確的一部法律可以規範相關事項，故當年的李登輝總統發布緊急命令以因應救災需求。災後，「災害防救法」應運而生，目的正是使各項災害防救工作能有明確的法源依據與規範，並建構全國災害防救體系及應變機制，使我們遇到災害時能迅速應變，降低傷害。
    然而「災害防救法」並非完美無缺的，2009 年莫拉克風災（或稱八八水災），徹底暴露出它的缺失。最為人詬病的部分就是應變速度太過緩慢，例如當時駐紮南部國軍早已整備完成，卻仍需等待上級長官命命才能出動救災，延誤時機。因此風災過後，災害防救法迎來了一次重大檢討，著重強化應變「速度」。以國軍協助救災的相關規定為例：原條文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及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無法因應災害處理時，得申請國軍支援」，修正為「重大災害發生時，國軍部隊應不待申請，主動協助災害防救」，此後國軍投入救災化被動為主動，減少耽誤黃金時間的機率。
    而種種修法及加強整備的措施，究竟有無成果？我想 2018 年的 0206 花蓮地震是很好的檢驗，當時有外國媒體稱「若非應變迅速，可能有更嚴重的死傷」，足見這段時間臺灣積累的救災能量。十年生聚，臺灣終於建構完備且應變迅速的災害防救體系。

開發思維上的蛻變

      歷經莫拉克風災後，整體的開發思維也逐漸轉變，過去往往認為人定勝天，以需求導向來開發水資源，結果便是過度開發，使土地負荷過重，失去自行調節的能力。風災後開發思維逐步轉變，除了加強防洪工程之外，也注重非工程方法，例如加強洪水平原的開發管制，還地於水。都市內也以增加綠地、增加透水鋪面等方式，來增加滲透率。
      風災摧毀的許多部落，則以「離災不離村，離村不離鄉」的原則來重建。成功重建的部落中，以大武部落為例，則往「生態部落」的方向發展。災後魯凱族的大武部落在村長彭玉花帶領下，重回原鄉居住，並恢復紅黎、小米等傳統作物的種植，不但供應部落的糧食，傳統梯田也具有護坡的功能。並在屏東科技大學陳美惠副教授的協助下，引進優良雞隻飼養，頗獲好評，而未來若災害來臨交通中斷時，也可作為部落居民的蛋白質來源。在觀光方面，則邀請千里步道協會協助，舉辦工作假期，由步道專家徐銘謙指導學員以傳統工法修築手作步道，人數有限的深度旅遊避免大批觀光客破壞環境，也使訪客更加深入認識部落的文化。大武部落緩慢但穩健的重建腳步，不同於傳統速食型「拚觀光」、「拚經濟」的策略，可作為現代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開發的典範。
      但也有許多部落的命運妾身未明，例如紅葉部落，在八八風災後又屢遭颱風重創，而今禍福未定、爭議不斷的紅葉溫泉風景特定區計畫卻仍在進行中。
      十年教訓，但在開發思維的這一課，我們似乎還在及格邊緣線掙扎。

防災教育上的蛻變

      莫拉克風災之後社會對防災教育也益發重視。除了在制式教育中將防災素養列入各階段學習目標外，非制式教育也推動許多活動與展示提供民眾認識的管道。921  地震教育園區做為防災教育的館所，也推出了以「洪災審判庭」為題之展示，用擬人化的「水類」與「人類」對話，帶出「水先不開發」的治水思維。而今年更與水保局合作，推出「水保防災起步走」特展（現已移展至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用互動式的遊戲機，喚起國人水土保持的意識。
      莫拉克風災這樣的大難，人人都不希望重演，不斷強化的防災教育便是希望能提升國人的防災素養，除了培養自助互助的救災力以外，也培養對潛在災害的警覺心，進而透過公民參與，也許能真正完成整個國家機器在開發思維上的蛻變。
      莫拉克風災至今已十年，透過教育推廣，未來期望能落實「防災重於救災，教育取代教訓」。

位於 921 地震教育園區防災一館的「洪災審判庭」展

水保防災起步走特展中以夾娃娃機等趣味互動的方式提供民眾水保資訊。

參考資料: